新书《天下宋城》引言｜王浩雷：宋城的归霞与曙光

【编者按】

住房城乡建设部直属机关报钟践平编写组撰写的《天下宋城——千年文脉溯源及嬗变》，日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、中国城市出版社联合出版。该书从全国精心遴选开封、杭州、绍兴、扬州、苏州、福州、正定等20座宋韵名城，用细腻笔触讲述宋城故事、勾勒古建风貌、寻觅千年文脉。

《天下宋城——千年文脉溯源及嬗变》书封

宋城是一个历史名城符号和独特文化现象，它来而有自，上承秦汉唐；它传承有序，下启元明清。

历史上，强汉之城恢弘，盛唐之城壮丽，富宋之城锦绣。中国几千年建城史中，不同时代的名城“各美其美”、星汉灿烂，而宋城却独具一格、璀璨夺目。

何谓宋城？一是城市存有丰富的宋代历史文物和建筑遗存，二是宋文化至今对城市发展仍有深远影响。二者缺一不可，前者体现为对历史文化的保护，后者则注重对历史文化的传承。本书选取的20个代表性城市，是天下宋城的一个缩影。尚未全面，略窥一斑。

有宋一代，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特殊，又盛极一时的时期之一。正如宋史大家邓广铭所说：“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，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。”

经济上，放松“重农抑商”政策，建立了检校库、抵当所等官办金融机构，并发行了最早的纸币“交子”，海外贸易税收亦成为国家财富重要来源，农耕古国迎来了商品经济时代。据推测，北宋的GDP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约1/5，也有人认为可能更高，虽然数据测算有差距，但其经济发达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，很长时间里都保持了社会安定、农商活跃、百姓殷实，富宋的称谓当之无愧。

政治上，庆历新政、熙宁变法等深刻改变了宋代政治格局，也为我国古代政治制度演进提供了鉴戒；科举制完善发展，让官僚政治取代士族政治，并加强了中央集权，国家很少再出现大分裂局面；与其他朝代多实行思想禁锢政策不同，宋代私学兴起、理学昌盛，政治开明和思想包容可圈可点，令不少人为之向往，就连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都对其赞赏不已。

科技上，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，比欧洲早了400年，指南针和火药也得以改进并广泛应用；苏颂、韩公廉等人发明制造的水运仪象台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；李诫所著《营造法式》集历代建筑之大成，是我国存世最早、最完备的建筑学著作；秦九韶的《数书九章》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数学精髓，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数学研究的主流和最高水平，正如数学家梁宗巨所说：“那时欧洲漫长的黑夜犹未结束，中国人的创造却像旭日一般在东方发出万丈光芒。”

文化上，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等被誉为“唐宋八大家”的文豪纷纷登上历史舞台，以绝世才华照亮了大宋星空；关学、濂学、朔学、洛学、蜀学等诸流派各领风骚、交相辉映，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；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、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、“苏黄米蔡”的书法、宋代的五大名窑……宋人的美学理念更是将中国艺术推向历史巅峰，并以“风雅”传颂后世。对此，历史学家陈寅恪无比慨叹：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

的确，放在大历史观的视域里，用现代视角重新审视，宋代的这一系列变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称得上是划时代的，以至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了“唐代是中世的结束、宋代是近世的开始”的“唐宋变革论”。需要看到的是，正是这些变革，造就了横亘古今、无比蓬勃的大宋，从而孕育出一大批千古流芳、享誉中外的宋城。

北宋时期，汴京（今开封）作为都城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、最繁华的城市之一，其规划管理水平首屈一指，市场、工坊、书院、寺庙等生活文化设施完备齐全，人员往来频繁，商贸活动发达。散文家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描述道：“雕车竞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，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。”进入南宋，都城迁至临安（今杭州），其迅速崛起为王朝中心。新都以迷人的景色、活跃的贸易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，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和艺术珍品。诗人杨万里诗云：“毕竟西湖六月中，风光不与四时同。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其时，还有“绿杨白鹭俱自得，近水远山皆有情”的诗意天堂苏州，“上连牛斗横天阔，下带江淮据广平”的大运河原点扬州，“州南有海浩无穷，每岁造舟通异域”的海贸中心泉州，“八镜台前春水生，涌金门外万舟横”的江南望郡赣州，“瓦屋寒堆春后雪，峨眉翠扫雨余天”的“三苏”故里眉山，“云散月明谁点缀，天容海色本澄清”的海岛之城儋州等。

那么，宋城在营建上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值得深稽博考、潜精研思呢？这就需要从时间之轴和空间之轴两个维度，对其历史坐标作一个清晰的梳理和研判。

从纵向时间之轴看，在整体规划上，宋代进一步凸显了城市中轴线的作用，尤其是都城更是以此为主脊和轴线，两侧建筑均围绕中轴线形成较完整的礼制序列。同时，与隋唐时期格局不同，宋代逐步形成以宫城为中心、外围设内外城的规制，此后的金中都、元大都、明南京城和明清北京城，均沿袭了这一传统。在布局设计上，宋代打破了封闭的“里坊制”格局，取而代之的是四通八达的开放性街道，严苛的宵禁制度也趋于人性化直至取消。在建设理念上，宋代更加注重城市与自然环境的融合，倡导因山就水、因地制宜、因势而筑，将河湖水系、给水排水、漕运系统以及园林绿化等纳入全局一体谋划，这一理念在后来的明清北京城营建上，得到了绝佳的发挥。在功能定位上，宋城兼具多元化、综合性特征，往往集政治、商业、生活和军事等功能于一体。在建筑风格上，相比秦汉的恢弘朴拙、盛唐的雄浑庄严，宋代建筑语言愈发写意自然，建筑物的屋脊、屋角有起翘之势，突出了意境之美和装饰效果，使宋城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存在。

从横向空间之轴看，在城市规模上，同时代地球另一端的西欧仍处于封建割据时期，“新兴城市”刚开始萌芽，伦敦、巴黎、威尼斯等名城人口尚处在10万上下。而宋代则造就了彼时世界上唯一一个百万级都市，并有多个10万级以上城市。在规划管理上，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多带有“自发性”特点，缺乏统一规划和规范管理，街道脏乱、民居破旧，堪忧的卫生环境甚至导致了传染病大流行。而宋城营建则遵循必要的礼制秩序，又兼顾住宅区与商业区等错落有致的灵活性，更便于有效规划和管理。在建筑特征上，基于各自地理环境、文化习俗等因素，西方建筑多采用石材，也不同程度体现了理性逻辑、个体意识和宗教信仰等内涵，无论是罗曼式建筑、中世纪教堂，还是哥特式、拜占庭式建筑均系如此。而宋城则集中彰显了中国古建筑的特征，强调群体意识，推崇“天人合一”，讲究左右对称，以木材、砖瓦为主要建材，斗拱、榫卯也开始广泛应用，建筑文化和艺术形式均自成一脉。

繁华落尽，云卷云舒。“闲登小阁看新晴。古今多少事，渔唱起三更。”在陈与义的《临江仙·夜登小阁，忆洛中旧游》一词中，多少个王朝的荣光与挽歌，都付于夜半渔翁的歌声。而小阁之外，一幕幕节物风流、人情和美，一幕幕国仇家恨、贞元会合，都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泛起波澜。前有“靖康之变”，后有“崖山之战”，两宋凋零的朱颜终究无法逆转，而未被硝烟尽毁的宋城则注定留予归霞。正是这一抹不灭的归霞，让一座座宋城保存了跨越历史周期的力量，迎来又一轮曙光，循环往复，蝶变重生。

诚然，知古是为了鉴今，思来路并非回老路。究竟应以什么样的科学态度来看待历史文化及其遗产？唯物史观告诉我们，必须戴上两副眼镜，一曰“历史”之镜，二曰“辩证”之镜。事物从来不是孤立存在、单向度演进的，均离不开其所处历史时代和社会主客观条件的综合影响，厚今薄古、竞今疏古不行，尊古卑今、以古非今亦不行，这就决定了看待历史文化及其遗产既不能仰视，也不能俯视，而应当平视。同时，历史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复杂多样的，往往是先进与落后并存一体、智慧与愚昧兼而有之，不能不辩证分析、一分为二，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，好的代表优秀文化形态的要保护传承，不好的带有落后腐朽因素的要鉴别剔除，这就是扬弃。

千年一眼，说不尽宋城烟云；一眼千年，道不完沧桑巨变。吹呴呼吸，吐故纳新，昔日的污垢灰尘历经岁月风雨已然冲刷干净。在扬弃进程中，能够把印迹留住，并不断孕育新生的，谓之不朽。在开封，宋代州桥遗址充盈着浓厚的历史沧桑感和文化韵味，这不仅是历史遗迹，更是思接千载、诉说古今巨变的活化石，踏入其间即可感受宋城的万千气象。在杭州，“老市长”苏东坡走遍西湖山水，以诗词歌赋颂扬这里的秀美，也解决了西湖淤塞等民生难题，正是这样一位获狂草书家李志敏赞许的“全才式的艺术巨匠”，成为这座城市永远的文化符号。在景德镇，这个由宋真宗赵恒赐名的“瓷都”，如冰似玉的瓷器承载了宋人的匠心独运和对美的极致追求，仿佛每一缕窑火中都跳跃着那个时代的脉搏。在福州、吉安、九江、黄冈、潮州、惠州、定州等地，也都十分重视宋代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，并把宋城作为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和特色风貌。这样的城市，真正无愧于宋城这一雅号。

新时代新征程，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事业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，系统回答了“为什么保护传承”“保护传承什么”“怎样保护传承”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、提供了根本遵循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始终坚守在保护传承城乡历史文化的一线和前沿，倪虹部长在《求是》杂志撰文提出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，切实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，持续在真重视、真懂行、真保护、真利用、真监督上下功夫，科学处理四个关系，扎实推进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。

——保护与发展的关系。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，也是一个城市的文脉和割舍不断的乡愁。对待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物、建筑遗存等，需要确立在保护中发展、在发展中保护的理念，把其当作城市的最大特色和最具价值的核心竞争力。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至今保存着宋代以来的里弄街巷肌理格局，是莆田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部分，当地多措并举开展整治修缮，留住街区原住民，保存街区烟火气，做到了见人见物见生活。

——保护与民生的关系。传统街区、古建筑既是历史文化的鲜活物质载体，也是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空间载体。要把保护工作与民生改善结合起来，完善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，打造宜居环境，让居民住得安心、住得舒心。绍兴八字桥历史文化街区为解决周边居住环境较差问题，实施了架空线入地、增设室内卫生设施、地下管网改造等举措，既保存了历史风貌，也增进了民生福祉。

——保护与利用的关系。打动人心的才是美，穿越时空的才是韵。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不能拆旧建新、拆真建假，也不能围而不修、修而不用，而是要护好根脉、留住韵味，让这些资源活起来、用起来，给百姓带来实惠。正定连续实施古寺群落修缮、阳和楼复建、荣国府周边环境整治等传统风貌恢复提升工程，将古城保护和活化利用融合起来，促进了文旅产业发展。

——单体保护与整体保护的关系。对于历史文化遗产，必须有系统完整保护这根弦，既要保护单体建筑，也要保护街巷街区、城镇格局，还要护好历史地段、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。抚州金溪在注重修缮古桥、古巷、古井、门楼、祠堂的同时，也对集中连片传统村落实施整体保护，实现了历史风貌和生活环境的系统保存、全面改善。

没有什么是永恒的，惟有历史；没有什么是无价的，惟有文化。宋城的归霞与曙光，刻画了岁月的年轮，蕴含着古韵与新生。今天，宋城的故事仍在继续，也必将愈发精彩！

（本文摘自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、中国城市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《天下宋城——千年文脉溯源及嬗变》主编·引言，本文作者王浩雷系中国建设报社总编辑。）